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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文选(第9期)
2011/6/17 16:54:19

学习文选

 

9

(总第212期)

 

青岛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编           2011513

 


 

  别让美德成为压制权益的工具

 汉字与文化

  民族复兴,需要文化准备

  世界需要慈善

  文化需要道德之光

  增强中华文化的创造力凝聚力影响力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

 

 

 

别让美德成为压制权益的工具

杨红兵

 

  据武汉晚报报道,一名女子因肚子疼,在公交车上没让座位,被人骂了一路。她备感委屈,因此在网上发帖,寻求安慰。

  让座是一种自觉自愿的道德行为,具有引领价值,却没有强制意义。因此,让座不是刚性的必做动作,任何个人有提醒、告知的权利,但不能逼人让座,更没有任何理由做出“你不让座我就一路骂到底”的举动。许多网友批评骂人的孩子父亲,并非反对让座,而愤然于他“骂人”的不文明举止。骂人者似乎滑向一个道德极端,让座的美德俨然成了压制他人权益的工具。

  让座的出发点是弘扬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是培植一种担当意识和公民精神。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身心疲惫的时候,作为青年人固然应对老弱妇孺主动让座,而老弱妇孺也应尊重、理解和宽容地对待他人,切不可“倚老卖老”“倚弱卖弱”。否则,这种不辨事理的“谩骂”很可能侵损他人合法权益,把一个道德问题激化为一个法律问题。就让座问题要慎防两个极端:既不能因为让座不是法定义务,就以此为托词拒绝让座,也不能因为未让座,就强行“逼座”。对让座,我们要多些宽容、理解、体贴,少些埋怨、谩骂、强逼。

(摘自新民晚报)

 

汉字与文化

孔维克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自先秦至近代一直有着忧国忧民的文化血脉。从孔子之《论语》、屈原之《橘颂》,到杜甫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这些掷地有声之铿锵珠玑连接成了一条灿烂的胸怀天下的人文星河,耀然于中国思想界的天空。

  儒家思想中有推己及人的观念,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这种将自身感悟和修炼与他人及群体,乃至整个民族与国家相连接,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德链条和修身体系,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当然,有知识和有文化并不是一回事,识字和有知识也不是一回事。我们常见有的人虽然识字,但知书未必达礼。也有的人虽然大字不识却在处理问题和待人接物上举止得体、言行谦恭。先人们所倡导的成教化、助人论,强调文艺的教化功能,及举推道德人家的宗族家风,褒扬德性的忠厚传家。但不论掌握知识的多与少及识字的是与否,与其文化修养和道德水准往往不是一回事,武夫赵普凭半部《论语》能治天下,六祖慧能大字不识却创禅宗,这大概是一个人的德性和慧根的高低不同所致罢。在中国,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第一要素。所以中国人自古即将德行人品放在做人的第一位,往往谈做事时先谈做人,谈为艺时也是先谈做人。演化到今天赞扬一个艺术家也往往称为人品画品俱佳或曰德艺双馨。可以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偌大一个族群是靠这个核心来维系、统领的,而对德的理解和领悟,是不以知识的高低、识字的多少来体现的。

  但是,毕竟知识的传递首先是在文字的承续和传播中进行的,所以在古代,读书人是备受尊敬的,这种人被誉为能识文断字尊称先生;传授知识的人则更受人尊重,称尊师重教。这也是一个传统,最典型的例子即是对教育鼻祖孔子的近乎神圣的尊崇。

  中国文化的传播,在造字遣词之初即贯穿着孔子文以载道的思想。比如,国家一词,则是由两个概念而组成。没有一个个的家哪有国?反之,没有国的繁荣昌盛也不可能有家的平安幸福,所以在中国国家有时候也称家国,它们是一回事。确实,由于这种文化的黏合,在中国人的心理中,国和家几乎就合为一体了,中国人的爱国情结、爱家乡情结都很重,甚至已上升为道德的范畴。不论是在外省异乡还是天涯海角,同乡会、宗亲会比比皆是即是此理,这种现象在西方社会是不可想象的。这种观念延至近代,尤其后来面对西方文化时,又衍化为爱祖国就是爱家乡。对于海外的游子来说,更是把对祖国的思念具体化为与家乡的感情对接,甚至成为情系故乡的一座山、一棵树、一条河……

  中国文化是以独特的文字为载体的,中国的文字与西方诸国的拼音文字也有很大的不同,它是象形文字,与绘画最接近,与艺术及人的心智有着天然的沟通。先人们在造字时也颇具匠心和智慧。有不少字在今天我们还能体会到它能给予我们以智的启迪。譬如,处理二人以上的关系为,为人只需。我对字的体会最为深刻,近十年来我忙于公务,忙于应酬,忙于事务,没有静下心来欣赏大自然、欣赏周围发生的变化,没有心思考虑自身的状态,甚至连读书充电的时间也挤没了,实在是等于心亡啊!

由洋务运动起始的改良思潮及思想界的争鸣,至五四运动时达到高峰。大家沉痛着中国的落后,忧患着民族的存亡,思考着各种模式的中国前途。历史走过了一百年,终究还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因为它不断的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注入新的阐释,延续了中华文化的根。一个民族及一个国家唯有保留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并且不断与时俱进地衍化、壮大这种文化,才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我们无视祖国优秀文化的伟大与先进性,往往是自己的无知与浅薄。过去人们曾以中国文化腐朽、文字落后,认为中国之所以文盲多,是因为中国方块字的字意多、辨识难,太难学,不如拼音式的洋文用26个字母即能组合成一切词组,且易读易学、具有先进性。殊不知以独立单字为单位的中国方块字,它的信息承载的稳定性和字意储存的大容量,以及文字与艺术相结合开发人心智方面的绝妙作用,大大先进于西文。我们在今天仍能顺畅地解读先秦文本,乃至能从三千年前的甲骨文中考证出殷商朝的远古信息,能使文字从远古一统至今,能将古到今天,使文化成为一个具有超强时空穿透力和种群黏合力的磁场,都得力于我们神奇而伟大的方块汉字。

联合国的常用6种文字的文件和书籍,汉语版本往往是最薄的;汉字还是人类唯一使用了三千年并变成了一门艺术的文字。原先有人怀疑汉字无法输入电脑而认为它很落后,有可能随着人类的信息及科技社会的发展,汉字会消亡。岂料,现在经过聪明的中国人的编程,如今汉字不仅不可能消亡,且已成为世界上输入电脑最快的文字了。

  中华民族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至今,且经历五千年而不仅不衰且愈勃发生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中华民族这棵大树枝繁叶茂的秘密很多,但中华文化的根是支撑它茁壮挺立的重要元素。中国文字所承载的文史信息和思想乃至所连接成的整体文化系统,是我们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壮大的精神之根。

(据《人民日报》)

 

 

民族复兴,需要文化准备

楼宇烈

 

  核心观点

  中国的发展相当了不起。但在文化上,中国是否够得上一个大国呢?

  “富之以后,怎样教之:是继续沿着西方文化所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还是回归本土文化的传统?

  在我看来,后者,才是我们走向世界的关键

  21世纪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更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世纪。在中国日益崛起的今天,如何去除百年文化悲情、迎接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如何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定位中国文化未来的方向?

  3日下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热销书《中国的品格》作者楼宇烈,做客人民日报文化讲坛,发表了题为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的讲演。下面是演讲摘登。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我想强调的是:中国要崛起,没有文化上的准备,很难实现。或者说,一个没有文化自觉的国家,一定不可能成为大国,更不能有什么所谓的崛起。

文化没有自觉,经济发展方向就会摇摆不定

  我们常常讲,文化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这话不错。但同时,还应看到,当文化产生以后,文化也起着指导经济发展方向和特色的作用。因为文化里,凝聚了一个地区、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生活样式,以及信仰习俗。这些力量,会反过来影响国家、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世界各国都会面临文化抉择,面临着如何继续发展、何去何从的问题。

  《论语》里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孔子和弟子周游列国,跑到卫国一看,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弟子就问了,人口那么多,下一步怎么发展呢?孔子回答,富之,就是说,要让人们的生活富裕起来。弟子又问了,如果大家都富裕了,又该怎么办、怎么前进呢?孔子一句话,教之。就是说,要教育

  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感到与今天的国情有点相似。中国人口世界最多。长期以来,人多地少,物质贫乏,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生活获得了很大改善,甚至在许多外国人看来也起来了。下一阶段怎么办?我想,就需要教之,要加强教育,提升人们的文化素质。

  很多人觉得,在经济上,现在的中国发展相当了不起,但在文化上,中国是否够得上一个大国呢?富之以后,怎样教之:是继续沿着西方文化所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还是回归本土文化的传统?在我看来,后者,才是我们走向世界的关键。

  不要因为全球化,就要消除我们的民族文化特性;保持了民族文化的特性,才能具有世界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文化也越来越趋同了。一首歌、一支舞,尽管出现在某个地方,但很可能立即风靡全球。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文化是不是也要一体化?许多国家因此出现了一股文化寻根的潮流。还有人提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树立起一种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因为,文化完全西化,那是不可能的。上世纪20年代,土耳其曾经这样西化过,结果呢?到上世纪50年代,西方依然不认同其属于西方文化圈。因为这需要许多条件:需要政府的主导、社会精英的认同,还需要社会大众接受,当然,更重要的是,对方文化也要认同你。

  其实,文化根子不可能彻底铲除。上个世纪发生的五四运动,传统文化备受批判的一条,就是宗法血缘制度。到现在已接近百年。然而,10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不是依旧讲一句血浓于水的话吗?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民族的和世界的,并不对立。不要因为全球化,就要消除我们的民族文化特性;恰恰相反,保持了民族文化的特性,才能使之具有世界意义。文化要交流,就要有许多不同特色的文化。否则,都一样了,还交流什么?

  树立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要从了解开始,继而认同、尊重,产生文化自信

  没有文化自觉,很大原因是在于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缺乏自信,就缺乏尊重;缺乏尊重,就没有强烈的认同;而没有认同,了解自己文化传统的愿望也就越来越淡薄。

  要树立起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就要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首先,要让民众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了解了,才会认同它。有了认同,才会尊重它,才会有自信。

  前几年,曾有人提出,把中医从医疗保障体系中清除出去,因为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医不科学。相关部门还成立了课题组进行社会调查,结果发现,大约70%的人反对。而问到如果你有了病以后,首选是否为中医时,却只有20%的人回答。这个看似矛盾的调查说明什么?前一个回答,可能是出于情感,而非自觉的认同;但碰到实际问题呢,还是把它放到一边去了。

  我们对文化传统了解得实在太少了,而且这少有的了解中,还充满了误解和曲解。这些天,媒体报道山东近日发行了以孔子为主题的福利彩票——孔子彩票。孔子也能做彩票?德国《世界报》也有个报道,说孔子所获得的尊敬对电影《孔子》没有帮助,说一些观众并没有被电影中的哀伤情景触动。在放映大厅里,有些人拿着手机大声打电话,与此同时,银幕上正在播放孔子和他的那些饥肠辘辘的弟子们,分吃一碗稀粥。

  孔子走向世界,国内对孔子的认同够了没有?如果我们国内的基础没有打坚实,就拿出去,的确要慎重。怎样真正拿出我们特色的东西,去和世界文化交流,需要我们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重新审视。

  中国对西方近代文化发展曾起过重要作用。很好地继承发扬,我们将会在世界文化价值观的交锋中占据优势

  反过来,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文化对世界其他的地区、民族和国家曾起到过怎样作用?

  许多西方学者已经指出,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罗盘传入西方,为欧洲文艺复兴创造了重要的技术条件。不仅如此,在政治、思想、文化上,中国也对西方近代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方从中世纪走向近代,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从神本主义走向人本主义。李约瑟讲,18世纪西方思潮多源于中国,当时启蒙运动的哲学家都深受孔子学说影响,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理想的国家。伏尔泰也说,他不仅读孔子的许多书,做了笔记,还觉得孔子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

  上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西方思想家们都因此检讨西方文化的不足,提出要建立新的人文精神,而且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人文精神的资源只能到东方、特别是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

  为什么呢?因为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色。所谓的人文精神,简单地讲,就是既不听命于神,也不沦为物的奴隶。这在西周时期就开始形成。总结起来很简单: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道是经常变的。你有德我就帮助你,你没有德我就不帮助你。自我的品德、德行的提升是关键,命运就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民为邦本王者以民为天。天命,这个命就是民给的,是民决定的。

  所以,如果很好地继承发扬这些优秀思想成果,我们将会在世界文化价值观的交锋中,占据优势。要想更好地走出去,首先还是应该找回自我。

(据《人民日报》)

 

 

世界需要慈善

杨成林

 

  “慈善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如果没有持之以恒的慈善行为,我担心自己会迷失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近日,杨澜在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慈善晚会上的这段独白,勾起人联翩的浮想。

  慈善是人性的生动体现。人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动物,在于人有慈爱之心。慈爱是人的崇高精神之一,它自愿、无偿地把财物或劳动赠送他人、支援他人,使他人享受爱心与关怀。人有急难,倾财救之,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汉初开国名将韩信时,没有忘记提及节衣缩食帮助韩信度过窘境的无名漂母。慈善的传统代代相传,散发出永恒的温暖之光。

  慈善是纯洁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以高尚的道德义务为基础,追求多做好事、乐善好施,不掺杂功利性目的。众所周知,权利与义务相对应,道德义务却是与不谋求个人权利或报偿相对应的。真正的慈善者追求的是精神的圣洁、奉献的愉悦。有人说:赚钱是为了生活更美好,捐赠是为了生活更有意义。因此,许多慈善者隐姓埋名、不求回报、默默行善、不为人知……

  慈善是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它可以作为市场分配、政府分配的有益补充,缓解和调节贫富差距,减少社会矛盾,增强社会凝聚力。慈善,客观上是在为国分忧、为民奉献,是在帮助党和政府共同推进以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为主体的民生事业,已成为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纯粹追求利润的经济人,到有责任感的社会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投身慈善事业。2009中国慈善排行榜入榜慈善家有121位,共计捐赠18亿元;入榜慈善企业899家,捐赠款物价值达100多亿元。

  慈善是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道德追求,是社会文明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大连曾两度获得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在大连,有浓郁的慈善文化氛围、动人的慈善典型、成效显著的救助活动。在2008年支援汶川地震灾区的活动中,大连捐款达到6.7亿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排在前列,充分彰显了城市品格。

  善与恶,是人性中一对矛盾的存在。古人云:善不可失,恶不可长。抑恶扬善,善愈多,恶愈少,社会的阳光愈灿烂,生活的花朵愈鲜艳。

  人类需要慈善,世间需要慈善。慈善事业是崇高的人道主义事业,是充满爱心、充满激情的事业。慈善事业又是人人可为、人人可做的平凡的事业。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成为美好的人间。

(据《人民日报》)

 

 

文化需要道德之光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繁荣兴盛。在歆享璀璨文明成果的精神家园中,我们应恪守文以载道的风骨,让社会主义文化始终在道德之光的烛照下,充满生命力地不辍前行。

  文化艺术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号角。在培养和弘扬民族精神,建构高尚的社会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方面,文化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下中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市场经济活动的弱点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导致价值观的扭曲;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形式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特别是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更加突出;实行改革开放,国外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文化也会乘虚而入;我国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包括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也会沉渣泛起。因此,让道德之光烛照文化,首先应该深刻反思文化现代性与民族精神传统、文化产业化和思想道德建设相互滋养,并驾齐驱的客观必然性,深刻把握文艺创作与文明传承、道德教化之间的整体观和统一性,激活文艺生产的活力,激发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激情和社会责任感,实现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

  让道德之光烛照文化,必须察省当下的文化生产,加强文化规范。文化的社会生产力必须植根于爱国为民、创新求真、扶善扬美、修身敬业、崇德尚艺的土壤中,以德艺双馨为总体准则,强化艺术的审美陶冶功能和道德教化功能的统一。在社会主义文艺生产和消费的主潮边缘,存在着一些让人忧思的不和谐音符:如兜售个人隐私的色情、暴力创作之风,如蔓衍网络空间、丢弃社会责任,抽空社会内涵的私人化写作;少数作品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歪曲和戏说。文学创作和评论中也存在着商业化、人情化、庸俗化、广告化的写作;有些文艺创作和文艺演出,为了获得一己之利,表现出对粗俗丑陋现象的迎合和谄媚,放弃人生理想和艺术精神的追求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坚守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积极营造有利于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健康文化氛围。真实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的冷然思索和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永远不会失落他们的生命力。各种文艺评论、评介、评奖中,是否合乎社会主义道德应是首先提出的题中应有之义。各类文艺作品的生产,更应该跳出所谓市场圈囿,以其独特形式和艺术魅力去热情讴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美无疆,去用心发掘人民群众开拓进取、感人至深的众生百态,给受众以道德启迪和灵魂震撼。

  在思想解放的变革时代,权威和冷面孔,媚俗和商业化都不是文化转型的路标。我们要让道德之光烛照文化,呼唤社会理性和人文关怀,以祛除受众精神之迷魅的文化导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型应该着力提升大众的文化觉悟,促进人们自由发展和完善。文化的道德教化本身无法产生强制性的约束和控制性,其内容并不直接指涉个体行为的道德控制,而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众的道德智识,激发他们的道德理性和自觉自律。和传统的道德教育模式相比,无论是接受何种文化产品,文化消费者都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凭借生活经验参与到灵魂对话之中,使道德发现和道德觉悟成为他现实世界的真实感悟和信条,不断敞亮其个体德性生成的精神空间。

  因此,我们的文化导向必须尊重文化和每个文化消费者的话语权,营造平等、自由、宽容的文化情境,使之成为各种先进文化和现代立场冲突与交融的宽广平台,让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成为平等参与、表达倾听、理解沟通的道德实践的一种基本形态。

(据《人民日报》)

 

 

热点追踪:

增强中华文化的创造力凝聚力影响力

——关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问题的研究综述

冯 霞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近年来,我国学术理论界广泛探讨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内涵、战略地位以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意义等问题,取得了丰富成果。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当前主要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文化凝聚力、扩大文化影响力等角度对如何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见解。

  加快改革步伐,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文化与经济、科技等相互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文化生产力已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认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首先应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重塑文化市场主体。只有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使一大批有实力、有竞争力的文化市场主体活跃起来,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才能具备坚实基础。因此,培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文化市场主体,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内容,也是推动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前提。学者们认为,通过改革使文化企业成为独立的产权主体;允许民营资本和其他资本逐步进入,形成多元产权结构;允许文化企业的产权自由流动,促进文化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和高效利用,是重塑文化市场主体的主要着力点。

  发展新的文化业态。大力发展新的文化业态,是培育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的重要途径。学者们认为,应积极培育文化创意产业,更新产品和服务的设计与策划理念,在融合其他产业的基础上不断创造新兴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打造以高新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内容为主体、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新兴文化业态;构建产业价值链,实现资源整合和合理配置,大力推动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和跨所有制的联合重组与并购扩张,拓展市场空间和发展空间,促进新兴业态规模化发展。

  创新融资方式。文化产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离不开强大的金融支持。学者们认为,应有效利用国家出台的金融政策,不断探索金融支持手段,创新文化企业融资方式。具体地说,政府应抓紧制定和完善规范专利权、版权等无形资产评估、质押、登记、流转和托管的管理办法,培育流转市场,解决文化产业融资难问题。相关金融机构应制定和完善适应文化产业发展需求的信贷政策,丰富融资品种,开发贷款担保业务品种;支持有条件的文化企业进入主板、创业板上市融资,鼓励已上市文化企业通过再融资方式进行并购和重组,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鼓励保险业支持文化产业融资,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文化企业应积极与有关商业银行合作,通过组织洽谈会、推介会等形式构建文化产业项目融资平台,加大文化产业保险介入力度,降低文化产业项目运作风险。

  培育骨干文化企业。骨干文化企业对实现资源整合、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培育骨干文化企业,重点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以资本为纽带,推动文化企业兼并重组、资源整合。学者们认为,应在政策上继续扶持发展势头良好的骨干企业,制定文化企业上市的特殊政策,利用创业板扶持文化企业在境内、境外上市;吸纳社会资本参与,成立大型文化产业集团或文化投资公司;引导其他效益良好的国有企业投资文化产业;探索打造中外合资合作的文化产业集团,引导合资企业参与国际并购。

  推动文化产业集聚发展。实施重大文化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推动文化产业集聚发展,是引导文化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的重要途径。学者们认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可创造多种发展模式和商业模式,如龙头企业带动的发展模式、支柱产业关联配套的发展模式、文化主题公园与文化产业集聚园互动的发展模式、交易平台支撑产业集聚的发展模式、大型项目带动的集聚发展模式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产业集聚发展应洞察市场和产业集聚的特点与规律,以新业态、新市场为发展方向;所认定的园区要有核心性旗舰企业和完整而良性的产业链体系,突出特色,避免陷入低水平、同质化发展。

  弘扬主流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凝聚力

  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民族文化具有整合资源、凝聚意志、形成共识、提振精神的力量,是支撑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应大力弘扬主流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凝聚力。

  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体系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增强中华文化凝聚力,首先应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者们认为,应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的认识和研究,同时紧密联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进行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好通俗化、大众化工作,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进行概括和提炼,把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鲜活话语和生动故事;做好“融入”和“结合”的工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和要求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渗透到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中;抓住重点人群,发挥党员干部、先进典型、公众人物的示范作用,突出抓好青少年群体。

  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精神动力。增强中华文化凝聚力,应进一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学者们指出,应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挖掘和保护力度,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注意民间艺术、民间手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特别应在城市拆迁和改造中注重保护文化遗址和民族特色;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采用编写通俗读物、拍摄电视专题片、在媒体上开设专栏等形式宣传民族节庆和民俗传统,让更多的人了解、尊重、喜爱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扶持和发展有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公益性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民族文化的丰厚资源与现代科技特别是数字、网络技术相结合,使高新技术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手段。

  不断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动主流价值观念和先进文化在全社会传播、在人民群众心中生根发芽,需要积极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形式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这不仅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文化凝聚力的内在需要。学者们认为,应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和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多提供能丰富生活、提升品位、有益身心的文化产品,多开展人民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关注低收入群体和特殊群体的文化需求,努力向全社会提供更多免费或优惠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使人民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得到提升。

  深化国际交流,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国家文化软实力如何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其是否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当今时代,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广为流传,谁就能够掌握话语权,增强影响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取得很大进步,但与大国的地位和形象相比还远远不够。学者们认为,应坚持“走出去”的文化战略,深化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进一步宣传中华文化。提高其他国家和民族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是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基础性工作。有学者认为,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其中的许多优秀思想不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完全可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应把中华文化的精华变成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为推动世界文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比如,我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展现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赢得了世界各国的肯定,对于推动世界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具有积极意义,应进一步对外推介。

  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是提高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平台,也是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有学者指出,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我国应尊重差异、寻求共识,提供更多既容易被世界理解又充分体现我国核心价值观和民族特性的文化产品,让世界各国进一步了解我国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审美情趣和思想情感,让我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大力推动民间文化团体的交流,在和谐融洽的民间交往中树立亲和友善的国家形象;通过建立中外城市之间的友好关系,扩大城市之间的国际文化交流;等等。

  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贸易。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是制约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政府、文化企业和全社会共同努力。学者们建议,应探索建立“市场运作、企业营销、政府扶持”的海外营销新机制,大力培育外向型文化产业集团;精心打造文化产品对外贸易的特色品牌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名牌;抓好国际营销网络建设,重点扶持体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鼓励文化企业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走出去”,分享产业链的高端价值;培育大型文化中介机构,形成一批经营文化产品的跨国公司,借鉴和利用国际通行的商业模式和渠道,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地使我国文化产品“走出去”。

  进一步提高文化传播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说,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学者们建议,应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手段和媒介优势,加大中华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有效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等,形成覆盖广泛的强有力传播体系,多维立体地将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推向国际,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作者为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据《人民日报》)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

张锡勤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条目繁多,内容丰富而庞杂。其中,尚公、重礼、贵和对中华文明、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可将其视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

  尚公

  尚公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说,重礼、贵和也是由尚公派生出来的。

  中国古代尚公,首先是由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中国是在没有彻底破坏氏族血缘关系的情况下由野蛮进入文明、建立国家的。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是一种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扩大。这便是孟子说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因此,有学者说,中国古代的国家组织,一如家族,是君与父无异家与国无分的。由家族本位引发的势必是整体主义。这是因为,家族的整体利益直接关系每个家庭成员的切身利益,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由家族的地位所决定的。这样,人们自然会把家族的整体利益置于首位。

  中国古代重整体的观念又产生于先哲对人的社会性的深刻认识。荀子早就说过,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之所以高于和优于万物且主宰万物,就在于人能组成群体,从而形成巨大的合力。荀子又从社会分工来说明个人对社会群体的依赖。由于任何人都不能兼技,人类只能通过分工协作而共谋生存。所以,他一再强调:人生不能无群。只有群体和一,个人才能安乐;若群体因争而乱,由乱而离、而弱,个人便无法安生。这就突出了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一致性。在其他古籍中也有类似议论,如《汉书》中说人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在这种古老的社会学理论影响下,家族整体主义发展扩大为重群的社会整体观念。于是,整体重于个体,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就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中国古代,群体、整体通常是用来表述的,因而尚公便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

  尚公是贯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条主线。首先,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仁是四德、五常之首。而仁的根本精神就是爱人利他,其着手处是克己,即克服自己的私心、私欲。到后来,宋儒直接以公释仁,如公而无私便是仁,以去私作为为仁之方。其次,从先秦起,中国古人就特别重视义利之辨,将它看做是应事接物、处理关系、实践道德的头等大事。在义利这对范畴中,义即公,利即私。正如宋明儒者所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义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一己之私也。这就是说,明义利即别公私,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即正确处理公私关系,重义即尚公。古人所说的见利思义义以导利,实际上是教导人们在重视整体利益的前提下谋求个人利益的满足。去人欲,存天理是宋明理学各派的共同宗旨。在这里,天理为公、人欲为私,所以这一宗旨的基本精神依然是尚公去私。直到1906年清朝学部颁布五项教育宗旨,其中一项还是尚公。可见,尚公是贯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条主线。

  重礼

  中国古代重整体的观念以及对人的社会性的深刻认识,势必引出重秩序的观念。这是因为,一定的秩序是群体赖以存在、稳定的前提和保证。在中国古代等级制社会,社会秩序就是等级秩序,而维护等级秩序的则是礼。因此,重礼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又一基本精神。

中国自古号称礼义之邦,礼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占有重要地位。孔子在尚仁的同时又重礼,认为仁应以礼为表现形式。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与礼互为表里。孟子将仁义礼智并列,荀子则主张隆礼。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仁虽然始终居于首位,但儒家的仁爱是以爱有差等为原则的,而规定、反映这种差等的就是礼。儒家重礼,是为了维护、稳定等级秩序。这是因为,礼的根本精神和原则是,礼的功能作用在于辨明等级区分、严格等级界限、规定等级权益与责任,使等级关系森然而有序。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礼笼罩一切、规定一切,可谓无所不在。用荀子的话说便是: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它要求人们从饮食、衣服、居室、器用、车马直到待人接物、举手投足,均要符合礼的规定。于是,法度称为礼法,治理称为礼治,教化称为礼化,习俗称为礼俗。由于礼者,人之规范,是社会秩序的总称,因而它又往往具有法的含义。在一些方面,违礼与违法是同义的。在中国古代,循礼与否不仅是判别文明与野蛮、文雅与粗俗、君子与小人、有德与无德的标准,而且是判别人是否安分守法的标准。

  从上古起,中国文化就是一种礼乐文化。礼被看做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规定性,是区分人禽的标准。经由长期的浸润熏陶,礼从外在强制逐渐成为人们普遍的内在自觉,被社会广泛认同。这种源远流长且根深蒂固的重礼传统,确实收到了使人人纳于轨范之中的效果。

  贵和

  中国古代的整体主义又极为重视整体内部的和谐,试图通过人际关系的和谐、个人与整体的协调来实现整体的和谐。古人深知,群体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除了秩序,还有协调与和谐。对社会整体而言,秩序与和谐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建立秩序是为了保证协调和谐;另一方面,协调和谐的实现自然会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安宁。中国上古文化是礼乐文化,不仅重礼而且重乐。所谓礼主分,乐主和,就是要通过礼乐来追求国家与社会的和谐有序。先哲也一再申言,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德莫大于和。因此,贵和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又一重要精神。

  中国传统的贵和精神表现在诸多方面。就国际关系而言,它主张协和万邦;就国家治理而言,它期望政通人和;就人际关系而言,它要求和睦相亲、和衷共济,强调和气致祥;就家庭关系而言,它告诫人们家和万事兴;就经营之道而言,它提醒人们和气生财。中国人始终认为,祥和之气是最可贵、最美好的。

  为了维护和谐、稳定、均衡,中国古人始终对失和、失度、失衡保持警惕,这就促使中国人形成了中庸的民族性格。由于古代先哲从一开始论和就重视和同之辨,所追求的乃是一种多样统一的理想状态,这又养成了中国人较为包容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不仅使中国人对外来文化能够兼容并包,而且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中国,以和为贵不仅是一种普遍共识,而且业已成为一种民族心理。这种民族心理又促使中国人形成了和解、礼让的处事原则,与人为善、宽厚待人的交往原则。由于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使中国自古重视生态伦理,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由于强调个人自身的和谐,就使人们重视和心和性,养成一种平和的心态,深知心必平和然后乐的道理。概而言之,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贵和精神随处可见,对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习俗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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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尚公、重礼、贵和精神,既有鲜明的时代性,又有一定的超越性,它在中国历史上所造成的影响是长期的、深远的、复杂的。一方面,尚公、重礼、贵和对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发挥了重要作用。尚公、重整体的观念,对于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稳定,无疑起了巨大作用。由尚公精神派生的国家、民族、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观念,以及重社会责任、克己奉公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持久深远的影响。从《左传》的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贾谊的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到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都是中国历代志士仁人的座右铭和人生信条,并对一般民众产生了重要影响。重礼、重秩序的观念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安宁,保证社会有序地正常运转。礼所要求的恭敬、谦让、文明礼貌,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增进社会公德、提高社会文明和道德水准,均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贵和精神对于调节人际关系,缓解社会矛盾,避免社会发生过多动荡,维护社会正常秩序,都有积极作用。由贵和精神而引出的相亲相睦、同心同德的团结精神,又形成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尚公、重礼、贵和的历史局限性和消极影响。尚公、重礼、贵和,均是要求广大的底层民众安于自己低下的等级地位,自觉牺牲自己的利益。在整体至上的观念下,个体的存在价值、个性的多样化发展、个人的正当权益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确认。由于轻个人权益,最终势必因抑制个体活力而抑制社会群体的活力,造成社会的停滞和思想的僵化等等。因此,要全面认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也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一项重要任务。

(据《 人民日报 》)